1966年夏，大姐初三毕业。
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大姐成了一名返乡的知青，成了“老三届”中的一员。
同年，大哥也在当地的中心小学毕业了。
小学毕业时，大哥才刚刚13岁，他的学习成绩始终是全公社年组成绩的前三名。由于各级各类学校已经停课，没办法，大哥辍学了。
大哥是男孩，将来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，尽管年纪还小，父母最终还是横下心来，让身体单薄、瘦小的大哥上生产队干活去了。
许多有话语权的人，嫌大哥年龄小，说是白蹭工分。最后生产队的政治队长说话了，大哥才到生产队干了农活。
大哥给生产队放马和牛，夏季到来后，则给生产队放串儿马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政治队长，是父亲的表弟，说话具有一定的权威，这样一些人才不再说什么了，但大哥在以后劳动中，也经常受到一些人的刁难、欺负，甚至是打骂。
大姐知书达礼。
回乡后，主动帮父母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回乡三四年了，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
尽管大姐只是初中毕业，但在当年的农村，可以被称得上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。
由于大姐的文静、漂亮，知书达礼，同时织得一手好毛活，上门给大姐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
前来提亲的，几乎都是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家，即使有一些家庭出身好，但父母对其人品早已了然于胸，故此，许多人都被父母回绝了。
不知不觉中，大姐25岁了，大哥也23岁了，二姐20岁，在别人家，尤其是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的姑娘，早就结婚了，可能好几个孩子了。
亲友很是着急。
大姐大哥的婚事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，这时，村子里传出了一些对父母说三道四的话：鲍老四家的门槛高，不好办事等等。其实这些人哪里懂得父亲的心思。直到1997年农历四月末母亲去世时，父亲才道出了其中的缘由。
父亲曾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！你们8个，你大姐和你大哥是学习最好的，可是赶上了文革，不让考学了，否则她（他）们俩都能考上大学，定亲结婚就不会费劲了，并且，你大姐的性格比你好得多，说话不伤人，人无论做什么，不伤人，才能交下人，混个好人缘，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才能有人捧场不丢脸，事才能办得圆满。你大姐如果有个正式工作，能当领导的，不会像你，除了教课挺受学生欢迎外，不会和同事和领导处理关系。当年，不让你大姐过早结婚，我和你妈是在等待机会啊！哪知文革后，对成份的限制越来越严。无奈之下，最后，反正最好的定婚结婚的时机错过了，那就不如再等了，可是一直等到你大姐26岁，还看不到机会的到来，无奈，只好找婆家结婚了。”
当年的回乡的初高中毕业生，哪怕是非全日制的农中毕业的半工半读的初中毕业生，只要是出身好的，陆续的都找到了职业，脱离了农门，最差的也成了农村中小学的民办教师。
1972年春天，聚体村小学调来了几名刚成家不久的女教师。不久，某女老师休产假了，是时，正值适龄儿童入学高峰，学校教师不足，整个大队，真正初中毕业生屈指可数，当时的村小学校长王珍，不顾一些人的反对，毅然冲破阻力，让大姐到学校代课。
大姐暂时成了一名代课教师。
王珍，工作勤奋严谨，挺高的个子，长脸，黄黑的皮肤，走路身子向一边拧着，且略前倾，让人看上去很是沧桑。懂点儿中医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他是结核体。尽管身体不是太好，但说起话来，让人听着兴奋，并且讲话时间一长，往往嘴边挂着一层唾沫，有时不免唾沫星子乱溅。但此人做事，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总能为他人着想，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。
当年的王珍校长，曾这样的评价大姐：“在整个聚体公社的知识青年中，能真正称上知识青年这四个字的人，全公社不超过3个，要说这女知识青年的话，全公社也就鲍雅芳一人而已。”
1977年春，大姐结婚了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了。
姐夫家是当时的太平公社三合卜村东巨宝屯的，2000年，实行乡镇改革时，划归了土岭镇管辖。
姐夫家兄弟姐妹共个，在姐夫不到20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，姐夫是家中的老大，母亲病逝后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生活。
此地人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家中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。
大姐欲脱离农门的机会，越来越渺茫，年龄大了，总不能让姑娘不出嫁吧！
怎么办啊？父母急了。
“只要男的智力无障碍，身体健康，人品好，容貌能及格，其它的则别管了，如果男方觉得适合，不认为年纪大就行了”。
无奈之下，大姐在26岁那年的冬天定亲了。并于第二年春天，结婚了。
婆家的日子挺拮据。
父母对大姐放心不下。半年后，父亲利用给供销社采购的空闲时间，去看大姐了。
父亲回来后，母亲问道：“去了一趟，看出亲亲家对雅芳怎么样了吗？”
“很好！”
“从哪儿看出来的，说说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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