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便于两人在一起切搓，有一段时间，家住街里的郑云海，竟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，到学校住宿来了。
学生宿舍的条件极差。
两间房子一个宿舍，两北两铺大炕，大冬天，炕热的直烙人，可是露在外面的脑袋却冻得很，三九天，早晨起来，洗脸盆子都结成了冻；三伏天，却又焖热得让人简直喘不过气来，更可怕的是进得屋来，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初来此处的人，呛得直捂鼻子。
随着校舍的修建完成，学生的班额也在扩大。
学校已由建校初的1个班发展到了4个班。
在班级排序及命名上，学校向伪满教育主管机构提议：动员全县智慧，班级命名要不失文雅而又不落俗套。
经过充分的酝酿，最后议定：为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，按学生的学习成绩编为颇有中国传统国学味道、中国文人喜欢的松梅兰竹的顺序排列。
康德十年，即1944年，学校又发展到5个班，班级的排序由松梅兰竹变成了松梅兰竹菊。
两人以优异的成绩，顺理成章的被编入了松班。
据土岭县的县志记载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土岭县的中学教育的发展颇为曲折：
1927年，即中华民—国16年，土岭县在县立第一小学附设初级中学，1个班，25名学生，学制3年，毕业两期后，因1931年“九?一八”事变而停办。1932年，学校恢复，招生一个班，21名学生。1934年，又招收一个班，46名学生。7月改名为县立初级中学校。1939年，又改为县立农业补习科学校。1941年3月，伪四平省在县城南关小学设四平省立土岭国民高等学校。1945年8月，RB战败投降，土岭县土匪猖獗，处于无政府状态，学生无法上课，学校停办。
1948年秋，民1主政府成立后，在原县公署院内，也就是今天的土岭一中设初中文化补习班，1950年3月，改初中补习班为土岭县初级中学校。从此土岭县的初规模逐步扩大，后来又陆续办起了高中。
伪四平省立土岭国民高等学校建立之时，正值时局动荡，由此师资成了最大的难题，截至1943年，土岭伪政权对师资队伍进行了“整顿”时，公立中学老师仅14人。
老师少，班额却在扩大，RB又于1941年12月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为了保证战争需要，RB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“粮谷出荷”政策，制定《决战搜荷方案》，从1941年—1944年，全县每年有3500—6000万公斤粮食被日伪当局掠夺，占年产量的40—70％
此时的RB，为达到“以战养战”之目的，严禁粮食自由交易，取缔粮商。城镇居民吃粮统制限量“配给”。按户建有“配给粮台账”，标准和品种划等分级，在指定米面铺购买。RB官员及家属（包括朝鲜人）每人每月配给大米12公斤，伪县公署少数有权有势官吏及家属每人每月配给大米1—3公斤，一般职员和居民一律不配给大米、面粉。配给的粗粮量少、质次、价高，还时常中断，多数人家只得吃糠咽菜，忍饥挨饿。
物价狂涨，大量老师因营养不良而不能正常上班。
本来师资就十分短缺，又经常有老师病倒，学生们的上课自然成了最大的难题。
为了能保证学生正常上课，学校决定在学生中，推选成绩优秀者，在老师有病或有事不能正常授课时，担任授课任务。
学生推荐，老师选拔，学校把关，父亲和郑云海，当仁不让。
从此，两人便在还是学生的时候，便承担起了教师的责任，并且两人的讲课能力居然超过了某些老师。由此，两人在学业上可谓春风得意，声誉鹊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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